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张秋盈 受访者供图
天下雨了/伞洗了澡/我也要洗澡/为什么妈妈不让呢？
星星回家了/我也要回家……
这样的句子是2岁小女孩安元随口说出来的，当作家的外婆却像拾珍珠一样一一捡起来，串成串，变成了一首一尘不染的童诗并收入自己的新书——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诗集《很黑与很白》。这个外婆就是湖南知名女作家骆晓戈。
▲骆晓戈
骆晓戈，上世纪50年代长沙生人，湖南工商大学教授。曾任湖南知名儿童文学杂志《小溪流》主编，同时长期从事女性研究以及江永女书研究。然而，鲜有人知道的是，骆晓戈还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上世纪80年代曾出版过诗集《乡村的风》《鸽子花》《挎空篮子的主妇》等。
让读者好奇的是，时隔40年，在今天这个诗歌式微的年代，骆晓戈为什么又重操旧业写诗编诗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当了外婆，想给在美国长大的外孙女留一些中文的东西”。然而，作为一个有情怀的作家，在她看来，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家，对出生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来说，他们更需要诗的滋养！”
11月24日，湖南图书馆，童诗集《很黑与很白》品读会现场，骆晓戈与来自长沙市各个小学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们一道品诗、读诗、谈诗。在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专访时，骆晓戈更是透过诗歌本身，畅谈了诗歌对于孩子的审美培养等各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童诗集《很黑与很白》
《毛主席语录》里藏着的秘密
骆晓戈与诗歌的缘分得从她的父亲说起。
“父亲5岁启蒙，从诗经开始，背过很多诗，那年月背不出来是要打手板的。可也正是这样严厉的传统教育。打下了我父亲的中国诗基础”。到了骆晓戈小时候，父母经常下放劳动，但父亲总会从单位的文献室里借来《水浒传》《鲁迅全集》等书给她看。每逢下雨有闲的时候，父亲就念诗给孩子们听。骆晓戈读初二的时，准备插队下乡，临走前，正在接受审查的父亲把手抄的《离骚》悄悄送给她。手抄本的一边是是原文，一边是父亲自己做的翻译，套在《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封皮里，这样看上去就像是一本小小的“语录”。就是这样东西，让骆晓戈在人人热衷举报、批判、当“进步青年”的农场里坚守了文人的气节和底线。
骆晓戈记得很清楚，在那段插队的日子里因为自己年龄太小，又有近视，在农场里干农活的她总让领导们不满意。无奈之下，农场就安排她当职工幼儿园的老师，她带着小朋友唱儿歌，有时也会编儿歌给孩子们唱。后来，四里八乡都知道生产队有一个会编儿歌的女孩子。
6年后，骆晓戈回到长沙，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日子很无聊，幸运的是可以和热爱诗歌的父亲在一起生活。那段日子，父亲写古诗，骆晓戈押韵相和，功夫又进了一层。1976年，北京许多出版社到长沙来组稿，要创作纪念秋收起义的诗歌，骆晓戈作为工农兵文艺青年一连发表了20首现代诗。这在当时的文艺圈里一度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1977年，恢复高考，骆晓戈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系统学习古典诗、现代诗。那时大学校园里，有作家团体、诗社，同学们还会主动创办民间刊物。有一次，湘潭大学诗社一同学拿来了一本外国诗集，是湖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彭燕郊的手抄本，被大学生们争相传阅。那是骆晓戈第一次读外国诗。也正是这次阅读体验，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对诗歌的兴趣也变得更加浓郁。直到现在，这个手抄本和父亲的“离骚本”都还保存在骆晓戈的书柜里。
那时候的校园是诗意盎然的，课余时间大家都在忙着念诗、作诗。夜间的教室里，点两根蜡烛，就是诗歌朗诵会。“一个外地来的同学总是非常激情地用方言朗诵。我们也很激情地听，其实啥也没听懂。”骆晓戈笑着回忆道，“可见那是一种怎样的热爱。”
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骆晓戈一直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那时也正是文学最火热的年代，骆晓戈出版了一系列诗集。既有儿童之童真，又有乡村的质朴，在两者之外，还常有女性思考，这在当时让很多同道刮目相看。比如，她那时候创作的《一盏高角油灯》就在浓郁的亲情与静谧的乡村生活之外，流露出对乡村女性劳作之苦的思考。骆晓戈后来在女性研究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理性思辨大概也就从那时候开始逐渐萌芽的。
孩子的一句话，她的一首诗
在“白衣飘飘的年代”落幕之后，骆晓戈更多转入了研究和教学工作，文学创作退居其次。2002年到2012年之间，她作为湖南工商大学（当时叫湖南商学院）的新闻系教授，常常带学生走访农村留守儿童。湘潭市小霞山菱角村曾是学校的一个定点支教单位，她刚去时，看到小孩子们手脏兮兮的，一个个嘴巴上起了很厚的皮，但作业却干干净净。她问其中一个孩子，最想要什么，孩子的回答让她十分揪心：“希望穿一双不进水的鞋子”。
孩子一句话，瞬间又勾起了骆晓戈作为诗人的悲悯情怀，《很黑与很白》就此诞生——
他们的小手很黑/作业贴在墙上/一页一页/格外整洁清白，他们的嘴唇格外厚/好像有很多童年的笑声/都在嘴边/凝成干干的痂皮
我问他们的心里话/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心里话/光知道上课不说小话/光知道要做听话的孩子/光知道要好好读书/光知道走路来上学很远/回家也很累很累。
此后，她每年都会带大学生们来一次村小学，搞联欢、做游戏、写作业。“村小学就好像一个乡村的文化中心一样”骆晓戈说，后来小学被拆了，孩子们走更远去上学，或者离开爷爷奶奶去县城寄宿，支教也不得不停掉了，但是关于孩子的诗歌却在她笔下不断诞生。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然的诗人
诗集《很黑很白》除了记下了骆晓戈的校园生活，同样记录了她当了妈妈和外婆之后，与女儿与外孙女相处的时光。
外孙女安元是个小话匣子，她会指着地板上的蚂蚁高呼“蚂蚁蚂蚁”，然后对着蚂蚁说：“再见蚂蚁”。奶奶叫安元回家，安元会对着小溪说“小溪小溪，跟我回家”。周末，一家人开车去爬山，安元看着车窗外的山和小溪说：“活了活了”，“意思是在图书上看到的山和水是不动的，是死的，现在看到的是活的”。
在骆晓戈看来，这些孩子的语言天然近“诗”，她因此判定，儿童世界就是一个诗歌的世界。“诗歌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尤其藏在小朋友的眼睛、耳朵、嘴巴里，藏在小朋友的手指间和脚趾头缝里”骆晓戈说。换句话说，诗歌的美在孩子身上无处不在，就看我们的家长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后来安元去了美国，骆晓戈和女儿通电话，女儿兴奋地向她描述如何和安元玩捉迷藏。骆晓戈听得津津有味，放下电话，一首《我和妈妈捉迷藏》的童诗就慢慢流淌出来——
……妈妈，妈妈/我变成了一只羊/女儿,女儿/我就是那青青草儿绿山冈/妈妈，妈妈/我变成了一棵树/女儿，女儿/我就是那树梢上的蓝月亮/妈妈，妈妈/我变成了一条小溪/女儿,女儿/我就是那奔腾不息的大海洋/……
“孩子总会长大，天然的诗性会随着成长岁月逐渐磨灭，而阅读诗歌是一个凝固和保留的过程”，因此，作为外婆的骆晓戈很乐于从安元的话篓子里捡诗，替她保存好。“当然，最重要的是能促进她将来学好中文”骆晓戈笑着说。
常常有家长问骆晓戈，读儿童诗到底有什么意义？“儿童诗既包括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也包括儿童可以读的成人诗”对于儿童诗的定义，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骆晓戈做了一个拓宽。“而读诗，可以让孩子在童年时候就保有对美的感悟力和语言感受力，进而培育更高的情商”。
当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像安元一样有一个当作家的外婆，那么如何挖掘和保留孩子诗性的一面自然就成为很多普通家长关心的问题。对此，骆晓戈的回答是十分有操作性：“只要家长愿意蹲下来和孩子平等对话，尊重孩子异想天开的一些想法，他们时刻会给你带来惊喜。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觉得成人比孩子懂得多，总说这个不好，那个不现实，孩子慢慢就不会随性所欲地开口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无疑是释放他们的天性，然后做一个勤快的记录者，并引导孩子一起分享他们自己的语言，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最好的语言审美培养。”
让骆晓戈开心的是，为了让“诗”更好“读”，更适应于孩子，出版社为《很黑与很白》这本书找来了十分优秀的儿童插画师，根据每一首诗做了精美的插画，还配备了音乐、朗诵。“我出过的诗集里，这一本绝对是最漂亮的”。关于这本书，在上市之前，骆晓戈就已为读者勾画了一个最有诗意的阅读场景：大人和孩子一起看，大人读给小孩子，小孩子再读给大人。“我相信，能做到这一步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